摘要：全球银行业形成了美国、西欧、亚太三足鼎立的竞争新格局，中美德日银行业发展各具特色。不同点：中国向轻型化、数字化、综合化、国际化、集约化转型；美国持续优化资产配置，降低杠杆率；德国收缩国际业务，大力发展零售与互联网金融业务；日本加大海外扩张力度。共同点：一是新兴市场成为竞争关键；二是混业经营趋势不改；三是积极开展效率竞争；四是业务配置与收入结构日趋均衡，回归传统与核心业务；五是集约发展，严控成本；六是强化公司治理与全面风险管理。
分业与混业监管模式各异，但依法监管、适当限定监管权限以及强化国际合作已成为各国监管模式的共同点。后危机时代，各国监管呈现出新的趋势：一是监管模式呈现前瞻性、整体性、合规性等新特征；二是监管目标转变为降低银行杠杆率，预防并缓解金融系统性风险；三是监管制度革新为持续优化资本监管；四是监管职能顺应银行混业经营的新潮流；五是监管标准呈现理念再平衡的新趋势。
启示与借鉴。发展定位：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银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制度规划：依托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银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监管模式：构建符合现代银行特点、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监管新框架，以监管改革推动我国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体制建设：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多元化的竞争新体系；业务发展：以“五化”发展战略为支撑，注重管理转型，不断优化业务结构，持续提升银行业的竞争力；风险控制：加快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新模式。
来源：民银智库 微信号msyhzk 轻金融编辑
作者：金融研究团队 黄剑辉 王一峰 霍天翔
《中美德日银行业发展对比分析及政策建议》
目 录
一、中美德日银行业的地位及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
二、中美德日银行业的典型特征及发展趋势
三、中美德日银行业竞争力测评
四、中美德日银行监管对比及趋势分析
五、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银行业是世界各国现代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各国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要素。因此，银行业的发展已是当前各国必须严肃考虑的首要战略性问题，也是大国博弈与竞争发展的战略性新领域。
在全球金融变革以及对抗周期性经济波动中，以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比较优势。本文总结梳理了四个经济强国的银行业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在测评各国银行竞争力以及对比分析监管模式的基础上，总结成功经验，形成了《中美德日银行业发展对比分析及政策建议》研究报告，以期对促进我国银行业改革转型，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以及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起到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中美德日银行业的地位及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
1、银行业资产规模及增速情况
2015年，中美德日银行业总资产分别达到29.爱游戏官方入口91万亿美元、15.爱游戏网址53万亿美元、8.42万亿美元、28.88万亿美元。相较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四国银行业总资产情况：中国8.98万亿美元、美国12.24万亿美元、德国11.7万亿美元、日本14.95万亿美元，七年来四国银行业总资产的年化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8.75%、3.46%、-4.59%和9.86%。中国银行业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率显著领先美、德、日。
2、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
2015年，中美德日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例分别是84.68%、17.37%、61%、27.08%，同比增幅分别是-0.94%、-0.2%、-3.12%、-1.14%。此外，对比2006年和2015年数据，2006年中美德日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例分别是中国78%、美国18%、德国68.14%、日本38% 。相较于2006年，2015年该比例数值中、美、德、日四国分别提升了6.68个百分点、-0.63个百分点、-7.14个百分点和-10.92个百分点，变动幅度四国分别达到8.5%、3.5%、10.47%和28.73%。
上述变化反映出中国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银行业占本国经济投融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资产规模与资产占比同步提升，间接融资地位更加稳固；美国银行业占比略有下降但降幅不大，直接融资依旧是美国企业获得投融资的主要手段；德国面临银行业资产占比与规模同步双降局面，“金融脱媒”导致银行业在德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有所动摇；日本的直接融资比例快速提升，非银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多元化金融特征开始显现。
3、银行业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过去十年来，四国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表现为：一是中国银行业在要素投入量提高中的贡献度明显高于美、德、日。众所周知，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资本的增长依赖于储蓄的增长，因此，储蓄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银行业对一国要素投入的提高。2004-2014年，中美德日四国储蓄总量占GDP比重基本维持稳定，其中，中国多年维持在50%左右高位，明显高于同期美国均值16.41%、德国均值25.25%、日本均值24.26%。
二是银行业产值增长对GDP 的贡献度开始分化，其中，中国明显提升，德国逐步降低，美日基本维持稳定。由于各国对商业银行业增加值没有明确统计，因此采用金融业的数据来代替银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已是行业惯例。2004-2015年，中美德日四国金融业对经济总量增加的直接贡献度呈现分化态势，其中，中国显著提升，由2004年的4.1%上升至2015年的8.5%；德国持续下降，由2004年的5.05%降至2015年的3.92%；美日基本维持不变，十余年来美国金融业的贡献度围绕7%上下波动、日本金融业的贡献度围绕6.46%上下波动。
4、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
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根据具体国情不尽相同，除受本国经济增长、监管力度影响之外，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是检验一国金融市场深度与发达程度的重要评判依据。由此，分析2014年中美德日四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本国GDP比重，美国是151.2%、日本是95.1%，两国占比较高折射出两国资本市场较发达，资金供应和资金需求相对融通，金融市场结构更趋合理。相反，中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本国GDP比重是58%、德国是44.9%，明显低于美、日数值，反映出中、德两国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融资的能力偏弱，间接融资仍占主导地位，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与多元化程度均差于美国、日本。
二、中美德日银行业的典型特征及发展趋势
银行业是一个联系资金与实业的综合经济体系，其成长和发展不单依靠行业企业本身，同时还与其他爱游戏APP行业的繁荣发展以及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支持及社会内外部大环境密切相关，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发展银行业需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各自银行体系历史演化与发展变迁的基础上（详见附件1），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银行体系，并确定切实合理的发展目标，从而实现银行业整体健康稳定发展。
1、典型特征
中国银行体系的典型特征：一是中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发达，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通过间接融资获得，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监督公司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以及在提供风险管理手段上发挥主要作用；二是GDP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红利为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社会对信贷的强劲需求以及市场的激烈竞争加剧了银行业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三是为支持中国工业化发展，长期以来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多在重资产行业，导致了银行业重资产特征明显；四是银行业以净利差为主要收入，业务结构存在高投入、高盈利、高资本消耗的“三高”特征；五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程度不高，加之分业监管的现实情况，银行业综合化发展有限；六是中国金融监管与金融管制力度较强，国有银行机构占比高，机构民营化和市场化程度偏低，导致抑制有余、创新不足。
美国银行体系的典型特征：一是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机构及非银金融机构均相对发达，尽管美国采取的是分业经营模式，但银行对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较高，综合型金融产品促使银行业呈现混业发展趋势；二是为了保证银行经营的安全性，长久以来美国银行体系执行的是单一银行制度（即不允许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同时商业银行也不能经营投资银行业务），但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该制度受到了极大冲击；三是除拥有大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之外，美国银行体系内还有众多规模非常小的社区银行和储蓄机构；四是美国银行业的数字化、互联网化程度全球领先，Fintech成为银行业当前发展的新潮流；五是美国拥有商业化的存款保险制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稳定了金融秩序；六是作为银行监管主体的美联储体系不由联邦政府控制，而是以私有形式组织,行使公共目的的私营银行体系，因此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德国银行体系的典型特征：一是德国的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相对其他西欧国家并不发达，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全能银行占主体地位，并配以专业性银行和特殊信贷机构为补充；二是德国银行业采用混业经营方式，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提升了服务能力、盈利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三是尽管德国的银行机构可以在各金融领域开展业务，但银行盈利常年偏重于净利息收入，此外德国的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客户可通过商业银行申请获得政策性贷款，既提高了审批效率，又提升了业务的经济性；四是德国银行业的资产集中度不高，三家最大的商业银行 占全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仅为25%；五是德国一半左右的银行掌握在国家手中，政府对银行业的准入具有竞争性限制，且只有大型银行才被允许持有企业股；六是加入欧盟后，德意志联邦银行（即德国央行）不再拥有的独立货币政策便利，银行机构需同时接受德国央行和欧央行的双重监管。
日本银行体系的典型特征：一是日本的间接金融长期占优势地位，但近十年来呈现快速下滑态势；二是日本银行体系是由民间金融机构与政府金融机构共同组成，公共金融占比高且地位突出；日本银行体系呈现多层次、专业化分工的特征，各类银行类金融机构分工明确，在业务范围上有严格的区分界限；三是日本执行的是主银行制度 ，该制度允许银行与企业之间交叉持股，从而促成了企业从特定银行融资行为的提升，以及银、企、政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四是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近年来日本政府鼓励并支持境内银行业的集中垄断，鼓励银行间并购、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合并，允许开展混业经营；同时日本银行业海外扩张明显，国际化发展的深度与广度相对较好；五是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影响，日本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银行竞争由息差竞争转为一揽子综合服务竞争；六是日本的银行制度是在一个较短时期内通过政府直接推动以人为构造方式快速建立起来的，因此受政府管制、干预与保护较多。
2、发展新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大型银行遭遇重创，无力延续危机前的海外扩张步伐。同时，巴塞尔Ⅲ等监管规则的出台使得全球大型银行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环境，在更为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下，美国、德国的大型银行去杠杆趋势明显。与之相比，中日银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的损失较小，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日本银行业更是抓住危机机遇，开启了后危机时代的新国际化进程。
（1）中国银行业向轻型化、数字化、综合化、国际化、集约化转型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着力从轻型化、数字化、综合化、集约化等方面进行改革转型，银行业发展呈现如下趋势：一是在经营理念上，加快从“以产品为中心”的部门银行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银行转型；二是在业务布局上，构建对公、零售、金融市场三驾马车新动力，着力向轻型银行转型；三是在渠道策略上，实施物理网点和网络金融并举，互为补充，着力构建全功能、一站式数字化金融服务网；四是在竞争策略上，差异化分层竞争特征开始显现，大型银行在国际化和综合化方面占据优势，而中小银行开始注重细分市场上的专业化布局，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五是在管理方式上，积极构建专业化能力强、精细化水平高、扁平化组织架构的集约化发展新模式。
（2）美国银行业纷纷战略调整，持续优化资产配置，降低杠杆率
为扭转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增速放缓及金融监管趋严带来的银行业经营业绩下滑压力，美国银行业纷纷实施战略调整，银行发展呈现如下趋势：一是调整全球资产配置，优化布局结构。美国本土是其金融业海啸的重灾区，面对国内市场的低迷，美国银行业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扩张海外资产的策略，北美、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对新兴市场的配置开始提速；二是调整业务结构，凸显核心业务优势。次贷危机主要冲击了美国各大行的住房信贷及衍生业务领域，因此近年来美国银行业最大调整体现在个人业务领域，特别是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学生贷款的占比明显减少；三是降低杠杆率，注重轻资产业务发展。保持各业务条线和收入结构的相对均衡是美国银行业应对危机的主要策略，合理的资产配置策略促使美国银行业的利息收入与非息收入占比日趋均衡，盈利能力开始恢复，资产质量不断改善；四是在审慎的金融监管和严格风险管理机制下，美国银行业的行业经营重点转回传统的贷款与投资产品；五是美国银行业开始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不断加强。
（3）德国银行业国际业务有所收缩，零售业务与互联网金融成为新发力点
多年的混业经营业务模式促使德国银行业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发展特征：一是近年来，受并购浪潮及业务归核化趋势影响，德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数量呈现逐年下降态势，特别是外海银行分支机构数量持续减少；二是德国银行业高度注重科学发展与技术革新。一方面，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组建了欧洲最大规模的两家在线网上经纪银行康索斯（Consers）和康迪锐（Comdirect）；另一方面，依托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传统银行业的专业化、精细化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三是加大力度构建零售业务体系。其中，中小私人银行通过并购强强联合，实现零售业务的规模经济；而规模较大的银行如德意志银行则通过组建零售银行部门“德意志银行24”，实现零售业务线上线下的合二为一；四是在次贷危机中，德国全能银行模式避免了单一金融业务的集中度过高，在业务整体上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五是面对欧债危机的冲击以及欧洲货币联盟内分散化的银行监督体系制约，近年来德国银行业转为聚焦国内市场和本国企业，同时进一步优化全球布局，将业务更多集中到重点国家和地区。
（4）日本银行业的海外扩张力度明显加强
2008年以来，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下滑、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海外投资机遇的涌现以及欧美大型银行海外布局的调整，日本银行业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已长达二十余年，但银行业没有出现资金大幅外流和融资障碍等问题，伴随日元量化宽松的推进，日本银行业对内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对外信贷规模持续增加；二是受惠于日本银行业以存款为主导的融资结构的强稳定性，以及银行业拥有多年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比例没有受到此轮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并于2010年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扭亏为盈；三是长期以来日本银行业的收益率普遍不高，原因在于银行机构都将与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关系作为经营重点，且行业竞争激烈，这导致日本国内利差与国际利差相比处于一个极低水平；四是后危机时代，日本银行业海外扩张力度明显加强。截至2015年1季度，日本银行业国外债权余额达3.53万亿美元，规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1名；在过去5年间，日本银行业国外债权余额增加1.12万亿美元，年化复合增长率为6.18%，增量和增长率仅次于美国，列全球第2名。
综上，尽管中美德日各国银行业遵循原有发展路径及各国经济禀赋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趋势，但后危机时代，四国银行业却呈现出一些共性趋势：一是区域竞争趋势：新兴市场成为区域竞争的关键；二是模式竞争趋势：混业经营趋势不改；三是效率竞争趋势：挖掘潜力，多渠道提升经营效率；四是业务竞争趋势：回归传统和核心业务，且业务配置与收入结构日趋均衡，非息收入和利息收入占比向50%靠拢，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的收入占比向50%靠拢；五是体制机制竞争：集约化发展，严控支出成本，如降低销售成本、简化流程和运营模式、将部分职能外包、通过信息化提升运作效率等；六是风险管控趋势：强化公司治理与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如强化巴塞尔Ⅲ的实施、加强外部监管、提高合规性监督、改革薪酬体系等。
三、中美德日银行业竞争力测评
分析发现四国银行业发展各具特色，但都是基于本国国情，通过制定切实合理的发展战略，实现了本国银行业的腾飞。基于不同发展模式及战略目标，测评各发展模式下的竞争力，对促进我国银行业改革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定性测评
目前，对银行竞争力的定性测评可分为美国、欧洲两大阵营，归纳来看，经营管理能力、外部环境、政府支持力度、市场影响力以及国际化程度是评测一国银行竞争力的重要依据。
一是“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榜单。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每年对全球银行机构按一级资本指标进行排名，并于6月公布“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Top 1000 World Banks Ranking）榜单。自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30余年来，入围该榜单并跻身榜单前十名的中资银行数量不断提升。2015年总计117家中资银行入围榜单，其中，10家银行跻身榜单前50强，且四大行位列榜单前十。对照同期入榜的美、德、日银行数目发现，美国的银行入榜数目是158家、德国32家、日本85家，相较于2012年同比减少7家、1家、15家。此外，1980-2015年，德、日入榜银行数与入围前十名银行数均呈现持续减少态势；中国呈现双升；美国方面，尽管入榜银行数目开始减少，但入围前十名银行数量却持续增加。
二是“世界500强”榜单。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每年按照营业收入对全球各类企业进行排名，公布的榜单被称为“世界500强”。2015年上榜“世界500强”的银行机构数量为55家，与2014年持平。其中，中国上榜的银行机构数量居各国首位，到达11家，占比20%。相比之下，同期入榜的美、德、日银行机构数目仅为8家、3家、3家，占比分别为14.5%、5.45%和5.45%。
三是“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每年采取多项指标（收入、利润、资产、市值）的综合得分对全球各类企业进行排名，公布的榜单被称为“全球企业2000强”。近年来，入围其中的中国银行机构数目不断攀升，名次逐步前移。2012年共有15家中国银行机构入围该榜单，其中4家银行进入榜单前30名；而到2015年，仅入围榜单前100名的中国银行机构已达11家，四大行包揽了榜单前4名，其中，工商银行更是连续三年蝉联冠军，且总市值列全球第一。
2、定量测评
对银行业的资本/资产比率、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进行测评，是开展定量分析的重要切入点。
（1）资本/资产比率
自2000年起，世界银行每年公布各国银行业的“资本/资产比率”指标，用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与银行业的联系及一国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资本/资产比率是指银行资本与准备金对总资产的比率，主要用来反映银行自有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和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一般而言，该比率越高表明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存款人的利益更有保障。但是，这一比率也不是越高越好，过高意味着资本未得到充分运用。国际上普遍认为理想比率应当在5% -9%之间。
由图7可知，由于自监管加强，美国银行业表外化程度较高，“资本/资产比率”状况最好，近年来维持在10.69%的偏高值；德国银行业的“资本/资产比率”较低，这与德国银行业的所有制制度及市场结构密切相关；日本银行业的“资本/资产比率”长期偏低，这与日本双轨制的资本金比率要求有关（日本银行业严格遵守巴塞尔协议，长期以来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均高于8%）；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资产比率”呈稳步走升之势，已从2000年的4.1%上升至2015年的7.2%，近年来维持6%左右的合理水平。
（2）资产质量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披露，2000-2015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呈现快速降低的趋势，已由2000年的22.4%降至2014年1.25%，且2014年的不良率更是低于同期美国的1.85%、德国的2.34%、日本的1.9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处于世界低位。不良贷款率的持续走低反映出中国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改善，抗风险能力稳步提升。相比之下，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显提高，2009年达到历史新高5.9%，随着近年来的经济企稳，其银行业不良率开始降低，2015年该数据已降至1.71%。德国、日本银行业不良贷款持续多年连续下降，2015年两国的不良贷款率分别降至2.34%和1.64%，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分别降低了0.97个百分点和0.81个百分点。
（3）经营情况
考虑到当前没有准确的以国为统计单位的各国银行业整体经营数据来源，故选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lobal Systemic Important Banks，简称G-SIBs）中的中美德日银行机构为样本，通过分析各国系统重要性银行业近年来的经营变化，从一个侧面勾勒该国银行业整体经营发展情况。同时，辅以近年来《银行家》杂志“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及《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四国银行经营变动，从而综合研判四国银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入围G-SIBs的中美德日四国大型银行机构的经营情况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是由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FSB）公布的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承担关键功能、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银行机构。2014年全球共有30家银行入围G-SIBs，其中，中、美、德、日四国入围的银行机构分别是：
根据 FSB 公布的数据，四国银行机构经营情况呈现如下特征：
一是盈利状况。 工行、农行、建行为代表的中国银行机构的 ROA 显著高于同期美德日银行机构水平； 中国银行机构的 ROE 与美国的富国银行、高盛集团持平，显著高于德、日银行机构及 G-SIBs30 家大银行机构的平均水平； 中国银行机构的 NIM 高于或持平美国银行机构，但显著高于德、日银行机构及 G-SIBs30家大银行机构的平均水平。
二是资产负债状况。除工行以3.35万亿美元位列全球银行资产规模榜首之外，农行、中行的资产规模与美国银行、摩根大通、三菱日联基本持平，均值在2.2万亿美元左右，属于第二梯队，远高于G-SIBs30家大银行机构的平均值1.55万亿美元；中国大型银行机构资产增速9%左右，高于G-SIBs30家大银行机构的平均产增速。此外，中国银行机构在负债及其增速方面同样保持全球领先并优于美德日。
（2）入围《银行家》、《财富》榜单的四国银行业的经营情况
根据《银行家》杂志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1000家银行税前利润合计增长7.8%至9920亿美元（已超次贷危机前2007年的7820亿美元），环比下降22.8%，主要是受上榜中国银行机构税前利润增速显著下降所致。其中，亚太地区银行业占了半壁江山。但亚太区上榜银行利润的全球占比自2013年达到顶峰后，开始逐年下降，已由2013年的56.7%降至2015年的50.8%，主要原因是中国银行业近年来利润增速放缓所致。
2014年中国银行业税前利润2920亿美元，占到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31.78%，而在十年前，这一占比仅为4%。2015年中国上榜银行机构盈利合计约是美国上榜银行机构盈利合计的2倍，而在2008年之前，美国、日本两国上榜银行机构盈利均高于中国。盈利总额及盈利占比的变化反映出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盈利水平与所占全球市场份额均在持续提升，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始显现。
根据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入榜的55家银行机构经营情况看，中国11家上榜银行机构平均营业收入为810.10亿美元/家，平均利润总额为180.06亿美元/家，两项指标均显著高于55家上榜银行机构的均值，且远高于美国的99.03亿美元/家、日本的72.74亿美元/家和德国的16.92亿美元/家（见图10）。此外，11家上榜中国银行机构平均资产收益率为1.17%，同期美、德、日三国银行机构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分别为0.92%、0.18%和0.4%（见图11）。
尽管以中、日为代表的亚太地区银行业在上榜家数、税前利润等指标上领先其他地区，但从整体实力来看，亚太地区仍居于美国、西欧之后。以总资产回报率（ROA）为例，2014年亚太地区银行业的ROA为1.13%，仅比西欧的0.22%高，略高于0.81%的全球均值，低于美国银行业ROA约0.11个百分点，折射出中、日银行业高盈利额的主要来源于资产规模扩张与亚太经济增长，收入结构中非利息收入的占比偏少，轻资产特征不明显（见图12）。
3、各国银行业竞争力的新格局
综合以上定性与定量分析可发现，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持续重构，全球银行业版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仍占据全球银行业主体地位，但整体实力在衰减；新兴国家崛起，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日渐成为重要力量，全球银行业形成了美国、西欧、亚太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分析1970-2015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1000家银行榜单”前十名的演变，可发现在1970年榜单中，美国共有7家银行入围前十强榜单；至1980年，德国、法国银行业完成复兴，占据了榜单半壁江山，美国银行业开始收缩；至1990年，由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银行机构异军突起，囊括了榜单中的6席，美国银行机构由于受到拉美债务危机的冲击，绝迹榜单前十；至2000年，由于美国经济借助信息技术再次腾飞，美国银行业重归榜单，日本银行业因经济泡沫破灭开始退潮，与此同时，中国银行首次跻身榜单前十强。进入2010年，榜单重回欧美两强格局，中国银行上榜数目继续上升，日本银行业被完全挤出榜单。在最新的2015年榜单上，中、美各占4席，德国及日本银行业分据0席和1席，中国成为了当前全球银行业的重要力量。综合上述情况，过去45年中，美国银行业呈现出U型走势，西欧银行业（含德国）在M型震荡中有所下行；日本银行业呈现出“倒U”型发展格局；中国银行业正在以“J”型形态蓄势起飞。
全球银行业竞争新格局的形成折射出的规律包括：
一是经济实力的变迁是影响各国银行业格局转变的决定性力量。经济是金融生长的土壤与基础，经济兴则银行兴，经济稳则银行稳。美国的“U”型、德国的“M”型、日本的“倒U”型以及中国的“J”型曲线，都与四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迁基本相符。尤其是日本银行业“倒U”型的发展态势，更是体现了经济泡沫对一国银行业的健康可持续稳健经营产生的巨大冲击。
二是秉承稳健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商业银行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过去的45年，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能够由始到终的保留在榜单前十，凸显银行经营基业长青的不易及艰难。然而，分析榜单中的“常胜将军”，尽管各国银行机构的战略定位及业务模式迥异，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高度重视并坚持稳健发展。
三是科学化的国际布局有助于实现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除中国外，美、德、日的银行业均选择了国际化发展模式。其中，德国与日本是迫于国内市场狭小，被迫开展海外扩张。美国银行业之所以走出“U”型曲线，一方面是受本国经济周期影响，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70-80年代美国银行机构在拉美国家不当扩张进而深陷国际债务困境有关。由此可见，“走出去”对银行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走出去也是双刃剑，找准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踏准发展节拍却绝非易事，因此唯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国际化发展才能有助于银行业的稳定经营。
四、中美德日银行监管对比及趋势分析
银行业的发展与一国的政策支持、监管力度密切相关，是监管综合作用的结果，发挥监管的正面作用是提升一国银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从各国监管 的体制架构与发展变迁入手分析，对比监管模式异同点，继而可发现全球银行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1、监管模式的异同点
中国的监管模式：当前中国实行分业监管为主，同时兼顾微观监管与宏观审慎的统筹、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协同、银行监管“质”与“量”的同步提升，以及银行内部约束与外部监管的有机结合。同时，加强对影子银行、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监管，探索功能型监管，打造纵横交错经纬交织的金融监管网，已成为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未来发展的努力方向。
美国的监管模式：当前美国执行的是分业监管与合作功能型监管并重的新型监管模式（分业监管+协同监管），监管主体呈现多头监管的伞形特征。
德国的监管模式：当前德国实行的是混业监管模式（又称统一监管）。该模式下，监管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
日本的监管模式: 当前日本实行的是与银行体系“二重结构”相适应的分业监管模式，监管主体呈现单层多头模式，各机构实行协同跨市场的功能型监管。
通过上述差异性之外，四国银行监管模式的共同点表现如下：
一是依法监管是进行有效银行监管的前提。金融危机后，美、德、日不约而同地加强了监管立法，逐渐重视法制建设和依法实施银行监管。新的立法促进了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反映了各国最新监管理念。可见，要提升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就必须不断完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
二是适当限定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权限和范围。美、德银行监管机构一般不会干涉银行内部管理，不会限制或规定银行机构具体业务的处理，而是把监管权限限制在监管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以及银行机构经营活动的范围和承担风险的最大限度的规定之上，最大限度地给予银行经营自主权，增强金融市场活力。
三是银行监管呈现强化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银行业务与机构布局国际化的今天，恪守银行监管国际一体化逐渐成为各主权国家监管改革的重要原则。此外，受《巴塞尔协议III》、1994 年《服务贸易总协定》及1997 年《金融服务协议》的影响，美、德、日制定的银行新监管法律制度均已呈现强化国际合作的新倾向。
2、监管新趋势
自危机爆发以来，四国银行监管机构已在监管模式、监管目标、监管体制、监管职能和监管标准等领域推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形成了新的趋势。
第一，各国监管模式呈现出前瞻性、整体性、合规性的新趋势。后危机时代，为提升监管有效性、持续提高监管的质量与效率、降低监管成本，监管模式呈现以下新趋势：一是更具前瞻性的监管，即监管机构更加关注银行机构的商业模式与战略、公司治理、企业行为与文化。二是超越机构的监管，即监管机构更加关注专题问题和行业分析，监管模式聚焦宏观审慎监管以及监管方式呈现国际化和跨国化倾向。三是更具整体性的监管，即监管措施更具挑战性、侵入性和全面性，监管机构更加努力构建稳固的独立性以及问责机制。此外，进一步完善监管流程的合规性，对监管质量进行及时评估，成为保障金融监管质量、提升监管效率的重要举措。
第二，持续降低银行体系的杠杆率，缓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负外部性与风险传染性成为各国监管目标变革的新趋势。银行机构高负债与高杠杆经营特性决定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较高，风险传染性强。一旦部分银行机构发生破产倒闭，将会波及存款人、投资人，乃至企业及整个实体经济。因此，转变金融监管目标，努力降低个体机构风险向系统性风险演变，已成为各国监管目标的新趋势。
第三，持续优化资本监管：加强非理性人行为约束、开展逆周期资本监管，以及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督，成为各国监管制度革新的新趋势。后危机时代，各国银行监管机构分别强化资本监管体制，约束行为人的过度冒险，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一是采取构建自救机制与生前遗嘱、限制甚至分拆大型银行机构的经营范围、筹建行为金融监管机构等措施，约束非理性人行为；二是采用相机抉择工具对持续变化的银行体系实施逆周期监管，积极向市场传达逆周期资本要求决策；三是针对“大而不倒”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机构给出的改革思路包括：科学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增强对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强度和有效性，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以及加快建立有效的恢复和处置机制等。
第四，顺应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新趋势，构建综合并表监管、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平衡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完善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与退出，以及强化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成为各国监管职能改革的新趋势。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机构根据危机暴露的缺陷以及银行混业经营发展的新趋势，进一步改革完善监管职能，内容包括：一是统一银行、证券、保险类金融集团的监管标准，减少监管套利的空间；二是在新的监管立法中确立并实施功能型监管 ，用统一的尺度来管理各类金融机构，提高监管的效率的同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架构，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由之前的针对个体银行机构的监管转为全局性监管，强化系统性风险监测，预防系统性的脆弱性；四是构建“三位一体”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与退出机制安排，措施包括：及时识别和发现高风险个体银行机构，开展与风险等级相适应的处置手段，以及建立存款保护机制；五是科学准确的界定影子银行，强化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第五，各国监管标准呈现理念再平衡的新趋势。后危机时代，重新设计监管标准与规则成为各国监管的重要任务。然而，新标准和新规则制定需要在简单性、操作性、复杂性、敏感性、一致性、可比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要提高简单性和可操作性，就有可能降低风险敏感性；要增加风险敏感性就有可能增加复杂性；而要增加复杂性就容易降低可比性和一致性。同时各国监管机构还需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的计量方法之间探寻平衡点。因此，实现上述指标之间的相对平衡已成为当前各国研发新监管标准的重点与难点。
五、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1、发展定位：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一，银行业发展必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银行业的根基是实体经济，银行业应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危机前的美国银行业发展过度追求数字意义上的资产规模扩张和金融交易自身的繁荣，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实体经济基本面，造成了严重的金融空心化和经济的“脱实向虚”，最终被实体经济刺破泡沫。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满足真实的金融需求是我国银行业整体经营战略上始终都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银行业作为一个顺周期行业，无论是战略再定位，还是经营模式的调整，亦或者是资产规模的扩缩，都必须顺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
第二，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妥推进金融创新。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看就是金融“脱实向虚”过度创新后的集中表现，由此我国银行业发展要吸取美国银行业的危机经验，有效平衡金融创新与监管有效性降低、货币政策失灵、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以及危机传染途径增多之间的关系。各银行机构要从促进业务发展、合理配置资金以及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入手，开展合理、适度、有监管的金融创新。
2、制度规划：依托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银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比四国银行业竞争力后发现，构建科学稳健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商业银行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因此，积极布局、科学谋划，依托金融供给侧改革这一国家顶层制度设计，通过供给改革释放新动力，实现我国现代金融新体系的建立，将成为我国银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根据《“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未来五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践行“四个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成为我国银行业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重要方向。
3、监管模式：构建符合现代银行特点、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监管新框架
2008年次贷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断了世界经济持续30多年的黄金增长，受此影响，全球监管模式不断重塑，新的监管趋势已经形成，学习国际经验对促进我国银行业及银行监管机构的双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积极吸取金融危机经验，适当加速我国监管当局的组织架构、监管方式、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变革。一是监管组织架构。加强金融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建设，改革并构建适应现代银行业发展的监管框架和协调机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顺应银行业综合化发展新趋势，加强功能性监管，构建监管的全局性新视野；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建立与我国银行国际化发展相适应的监管规则和法律规章，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二是监管方式。将侵入性和决定性监管、行为监管纳入监管目标；确保监管的前瞻性和深入性。三是监管目标。从银行的资产方监管扩展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要素监管；从单个银行机构稳健性监管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监管；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监管逐步过渡到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逆周期监管；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的保护，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四是监管文化。建立监管问责机制，进一步增强监管的透明性，实施开放式的监管评估及批评机制；建立学习型的监管组织，与时俱进的持续创新监管技术与方式。
第二，实现银行系统性安全与支持实体经济之间的监管平衡。不同于美国、日本以直接融资为主，作为高度依赖银行体系间接融资的国家，我国银行监管机构需找准实施监管标准、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与当前支持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点，既不能抑制银行信贷能力并影响其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也不能过度放任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形成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此外，金融危机充分显现了银行体系的顺经济周期特征，这种顺周期特征显著放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幅度，并不断地在两者之间反馈循环。因此，针对银行机构开展逆周期监管，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督是未来我国监管机构实现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双向平衡发展重要举措。
第三，以监管改革推动我国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借鉴美、德、日等国家在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思路，一方面，适当收缩银行的业务范围，从严设定业务扩张上限，迫使商业银行改变发展策略；另一方面，通过调整风险权重、流动性系数等方法，重构不同业务的监管成本，改变不同业务条线的相对收益，诱导银行调整业务结构。建议未来我国银行监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改革促发展，持续推动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整体革新：一是引领商业银行重返传统业务模式，提高资产质量和服务效率；二是推动商业银行回归合理增长，监控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速度要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三是稳步推进金融工具创新，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并有效对冲风险；四是审慎推进银行机构的跨业经营和跨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跨境传递；五是适度降低银行业的盈利预期，约束银行业的过度冒险性行为，预防市场及银行机构的非理性投资冲动。
4、体系建设：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多元化的竞争新体系
借鉴美、德、日的多层次、专业化分工银行体系经验，深化我国银行机构改革，构建治理良好、结构合理、竞争力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银行体系。
第一，业务体系层次化。一是大型商业银行将向综合金融集团迈进，走综合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二是中型商业银行要做出特色，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业务，如私银、小微信贷、投行等业务，提升比较优势与专业化服务水平；三是小型商业银行可凭借灵活机动和地域优势，做精做细社区银行和本土业务；四是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机构继续深耕所在领域，做到守土有责，稳健持续发展；五是加快发展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着力加强对居民、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六是外资银行可坚持差异化发展之路，与中资银行在竞合中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第二，股权体系差异化。一是持续推进简政放权，积极向民营资本开放银行准入，提高民资在银行业中的比重，保持国资、民资、外资的合理结构；二是实施《存款保险条例》，有效促使商业银行退出的接管、重组、关闭等，构建市场化处置与退出机制；三是加快推进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薪酬改革等），促进银行产权结构更加多元，公司治理日趋完善。
第三，市场体系广覆盖。一是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健全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功能齐全和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二是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构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服务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及完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
5、业务发展：以“五化”发展战略为支撑，持续提升银行业的竞争力
与美、德、日银行机构精细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模式相比，当前我国银行机构在战略定位、管理方式、业务模式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一，清晰而明显的“五化”发展战略，是全面提升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基础所在。综合化、国际化、轻型化、数字化、集约化将是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转型的发展方向。一是综合化。构建横跨保险、证券、银行、资产管理等领域混业经营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二是国际化。我国商业银行应紧跟国家战略布局，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在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加快国际化布局；三是轻型化。实现轻资产、轻渠道、轻流程、轻管理，以更少的资本消耗、更集约的经营方式、更灵巧的应变能力，实现更高效的发展和更丰厚的价值回报；四是数字化。“银行+科技=金融业的新未来”，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持续不断的进行业务创新，推进全流程全覆盖的信息化管理，逐步向智慧银行过渡；五是集约化。通过经营管理的再平衡，从风险管控、空间布局、经营模式、管理方式、技术创新、企业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变革调整，不断寻求结构优化、效率提升、资本节约，最终实现内涵式发展。
第二，注重管理转型、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框架和管理体系，是打造我国银行业持久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当前依靠产品和服务竞争的时代即将过去，未来的竞争更多的是依赖于管理技术。因此，向管理要效益，积极构建专业化水平高、精细化水平强、扁平化组织框架、节约资本、产出高效的新型发展模式，将是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转型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所在。
第三，不断优化业务模式、实现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是保证我国银行业竞争活力的基础。一是经营策略。从组织架构改革、业务流程再造、产品和服务创新、立体化渠道打造、分层服务强化等方面不断提升客户体验；二是业务策略。对公业务聚焦优势业务领域与战略客户，向综合化、轻型化、国际化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聚焦大资产管理和金融市场交易业务，做大代客、做强做市、稳健自营，依托互联网打造金融产品交易、托管、销售、管理的综合性服务平台；零售业务聚焦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消费金融等业务领域，构建“大零售”体系，打造金融沃尔玛超市；三是渠道策略。实现物理网点与网络金融并举发展，着力打造全功能一站式智慧型银行，从线上线下全面改进客户服务；加强跨界合作（境内外科技企业、政府机构），吸引国内外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如与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建立常态互动机制，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全球融资新框架，实现我国银行资产的全球布局；四是客户策略。聚焦客户订制化、多元化和综合化的金融需求。聚焦境内外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一揽子金融服务；五是融智策略。构建银行“融资+融智+融商+网融”四轮发展驱动新模式；构建融智业务线，全面提升银行研发能力，积极提供高度智力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6、风险控制：加快机制改革与技术创新，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新模式
根据美、德、日领先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和内在需求，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
第一，加快改革，转变风险管理的内容、方式和机制，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新模式。一是在风险管理内容上，要由单一信用风险管理向国家、信用、市场、操作多种类型风险管理转变；二是在风险管理方式上，要由审批授信等直接管理向直接管理和以运用模型进行风险的定量分析等间接管理相结合转变，要由事后被动督导型管理为主向源头控制型管理与末端治理型管理相结合转变；三是在风险管理机制上，要由惩罚功能向惩罚功能与激励功能并重转变；四是在风险管理对象上，要由单笔贷款向企业整体风险转变，要由单一行业向资产组合管理转变；五是在风险管理范围上，要由国内管理向全球管理转变；六是在风险管理重点上，要由强调审贷分离向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转变；七是在风险管理技术上，要由定性分析为主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
第二，加强风险管理基础建设，完善内控体系铺设，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含量。一是积极学习和掌握国际先进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技术，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内控体系评价标准，从再造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体制入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发展与银行业特色的内部控制体系；二是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推行风险关口前移，理顺各职能部门在内控中的职责和定位，使内控管理的层次更加清晰；三是创新风险控制机制，对业务和管理流程进行连续监控，并通过审核、评价和改进，不断主动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四是以建立符合国际银行业标准的内部评级系统为契机，大力开展全面风险管控技术创新，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含量；五是通过培训、引进等多种渠道，加强风险管理队伍建设和人才储备。
第三，强化资本管理、优化资本补充机制，提升风险抵御力。随着巴塞尔III对资本监管的强化，银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资本瓶颈将愈发明显，对我国银行业而言，在资产规模不断扩张及不良资产率抬升的背景下，资本补充问题尤为突出。为确保银行业可持续发展，就要进一步强化资本管理，在建立并完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同时，积极探索资本工具创新，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补充机制。
第四，完善组织架构，优化公司治理，增强风险管控手段。在全球银行业综合经营常规化、普遍化的情况下，未来银行控股公司会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壮大的努力方向。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商业银行的银行控股公司化提供了支持和活力，也使我国银行业完善公司治理的任务更为迫切。为适应监管要求，同时也是为了适应综合化经营后风险控制的新需要，我国银行业应在加强平台布局的同时，理顺综合化经营的组织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并表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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